许朝军：本·拉登改变了我的创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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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你的左手里塞了些东西，他肯定会从你的右手里偷走。

每个人都喜欢听创业、社区和融资，但我不认为这需要很长时间来积累，一切都会因为原因而结出果实。所以我想从1996年说起，那时我只有16岁，我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录取了，但是我甚至不知道在我上大学之前计算机是什么样子的。我来自湖北仙桃。湖北省传统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学科相当强大，但当时的计算机高科技教育几乎为零。由于高中教育相对落后，我记得我在大学时经历了两次特别严重的打击。

第一个打击:第一个打击是因为我从未接触过电脑，但我以一种困惑的方式向电脑部门报告。那时，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似乎很新，像一个朝阳产业。此外，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一直是中国最好的。几天前，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回去了。我的导师很高兴知道我现在开始创业了。系里的老师告诉我，毕业于电子系的邓峰(北极光创业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将为计算机系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们的计算机科学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培养出著名的企业家，所以我很期待那些刚刚创业的学生。这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为计算机部门赢得荣誉。然而，我曾经怀疑我报错了专业，因为我的很多同学都来自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他们可以安装电脑，购买主板，甚至编程。那时，我觉得他们太强大了，他们会盲目地玩，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键盘，这让我很难过。

罢工2:下一个打击是英语口语入学考试。我在高中最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我的英语口语很差。最后，考试结果显示我被分到最差的班级，这是对我的又一个重大打击。

那时，我觉得我完全是中国教育的悲剧。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北京和上海的孩子以及大城市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我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当你出生的时候是不公平的，或者当你没有出生的时候可能是不公平的。

也许是因为我来自湖北，有一种不信邪的精神，我决心尽快学会盲打。我买了一个纸做的键盘，把它贴在宿舍里。每天，我都根据那张纸练习打字，并记住不同键的位置。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觉得我基本上可以做到。然后我去了学校的电脑室，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可以玩盲人游戏。就这样，我成了我们班第一个不能盲目玩耍的人。

凡事都有两面性。就在我对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感到不满的时候，我看到了在这种不平等下对我有益的东西。湖北有很好的数学和物理，所以我基本上不需要学习数学。那时，我在北京和上海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好，因为微积分和其他东西让他们特别心烦。那时，我想，也许生活是公平的，因为上帝在你的左手里塞了些东西，他肯定会从你的右手里偷走。当你觉得生活不公平时，不要气馁，因为上帝可能会把东西从你的左手带到你的右手，但你不知道你的右手握着很多东西，就像我一样。不公平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你必须用你的态度和行动来改变它们。我很典型，我不懂电脑，英语也不好，但是当我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所有的gre和TOEFL考试，英语单词都很容易记住。所以即使你过去接受的教育可能不是很好，也没关系，你可以通过自学在新的环境中快速赶上。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的勤奋和坚定的品质是改变这一切的条件。

遭遇本拉登

当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面临着另一个问题，这也是生活中的不公平。我出生在江汉平原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从小就开始放牛。我父母靠务农努力赚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按时给我寄来了每月500元的生活费。我觉得他们工作太努力了。基于赚钱的动机，我去了中关村，但我没想到它会成为改变我生活的一个决定。

1997年的中关村实际上是一个村庄，只有一两栋建筑。有些小老板专门销售程序设计，偶尔会在外面做一些政府工作。请我们清华的学生为他编辑。我们可以接受10万元的工作，给我们5000元，给自己留9.5万元。那时，我每月可以赚2000元，自己花1000元，剩下的1000元寄给我的父母，这样他们就不用努力工作去种地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当你有这种能力时，不要尽快向父母要钱，也不要成为一个啃老族。我非常努力地工作，为别人编程赚了一些钱，所以在我大三的时候，我成为了我们年级的一名著名的程序员，一个机会来到了我身边。

在我大三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老板，陈一舟，他刚刚从美国筹集了400万美元，想建一个网站。那时，在中国，能做网站的人不多，能做动态网页的人更少，但我愿意。他当时说他每月给我15000元。我同意了，只是因为他给了我更多的钱，我可以每月给我父母5000元，所以我决定去网站，我莫名其妙地开始了我的生意。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定义是什么。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清华在中国大学生中组织了第一次创业竞赛，我也是那里的宣传部长。我觉得“创业”这个词很有趣。我是唯一一个成为宣传部长的人。然后我们开始了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事实上，我们在清华卖了金山软件，赚了1000多元，然后邀请这个俱乐部和协会的人吃饭，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后来，真正的商业网站开始效仿陈一舟。那时我们在做中国人。后来，因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们烧了1000多万美元后，陈一舟把中国人卖给了搜狐，我也糊涂地去了搜狐。

大四的时候，我同时有几个选择:第一个是读研究生，因为在清华读研究生很容易；第二个是出国，因为托福gre也已经过测试，而且一些美国学校已经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另一个选择是我可以去ibm和微软；第四个选择是去搜狐。当时，我问陈一舟，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出国还是和他一起工作？他说，当然，跟我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出国的时候可以随时出国。你也在40岁和30岁的时候出国，但是互联网可能只有两三年或者三到五年的发展期，将来也不会有机会，所以你应该跟着我。当时，中国人还没有卖掉它。他告诉我，雅虎和思科，只要它们与互联网有关，就已经卖了100美元和200美元。

当时，我计算了他给我的选项。如果我明年真的上市，我在21或22岁就可以赚到几千万人民币，这太诱人了，所以我没有出国，所以我选择了赚钱。如果有人给我15，000元，我会跟着别人，包括我后来选择留在搜狐。

2001年9月11日，“9.11”发生在美国，那天我正和同事加班。因为我有一个项目要上网，所以我呆得很晚。那天，我们加班到凌晨，我的一个同事打开新浪的网页，说美国世贸中心被炸了，当时我不相信。我记得那天在搜狐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有很多人来自像微软、甲骨文和ibm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想通过期权赚些钱，但搜狐的股价一直在下跌，从13美元跌至0.8美元，所以当时很多人都离开了。后来，张朝阳说，他会给你保留每个人的选择权。那天碰巧是2001年9月11日。他给了我们一些选择。当我听说“9.11”发生时，我非常紧张。选项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股票价格低，它就一文不值。我们立即去了纳斯达克网站，看到搜狐的股价下跌到0.75美元，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从0.86美元跌至0.75美元。

第二天早上加班后，我回家了。那时搜狐在建国门，我必须经过天安门广场才能从建国门回家。那是九月，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我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许多人向毛主席的头像致敬。我看到我们的领袖毛爷爷对我微笑，但我心情不好，因为我只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我的一些同学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些在清华大学或中国科学院学习，一些去了中国电信、微软和ibm。我在一个只有两三百人的小破公司里。虽然它在美国上市，但由于股票贬值，它可能会立即退市。

那时，我觉得通过在网上和互联网上上市赚点钱是没有希望的。原本是0.86，但我突然被本拉登击中，0.86得了0.75。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的选择是否错了。那时的感觉和我刚到清华时的感觉不一样，我的外语和电脑都不好。那时，我觉得上帝不公平，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张朝阳跟我们聊了聊，承诺搜狐肯定会赚钱。他说搜狐每天有数百万人使用它，我们真的不能靠卖矿泉水赚钱。考虑一下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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