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廉政动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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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生活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大多数公众也会认同以下观点: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是寄生在政治机体上的毒瘤，它降低了执政的合法性，扩大了贫困，损害了公平，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最大障碍”。然而，在如何控制腐败方面存在许多分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学者对腐败的产生和蔓延进行了多路径的理论探索，从早期高调的道德批判到中期的功能效用分析，再到后来努力建立一个普遍的解释模型，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反腐败复杂性的认识。

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重量级研究报告认为，治理腐败的优先战略是支持公民和媒体进一步参与监督，提高政府透明度；同样重要的是，反腐败必须建立投诉机制，并借助《信息披露和阳光法案》加强公民和媒体的问责制。听起来这是互联网的优势。

在国家层面，伴随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腐败频发的时期。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腐败的特点是数量增加；近年来，有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和高危害转变的迹象。从技术层面上讲，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包括监督不力、信息无效和威慑有限。在僵局期间，新互联网一直在成长，它似乎带来了变化和希望。它扩大了公众监督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腐败线索，显示了群体斗争的震撼效果。

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当具有高度权利意识的网络公民遭遇权力腐败和私利的典型案例时，一些人的愤怒处于边缘，更多人的注意力像流行病一样蔓延。一旦进入调查局，涉案官员对公众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并被无数匿名检察官、高级侦探、思想先驱和流言蜚语仔细探究和咀嚼；他们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不周，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致命的漏洞。此时，互联网也响应了“天网慢而不漏”的古老格言，它不仅提供了卓越的信息检索能力，还连接了无处不在的目击者。面对网民“云智慧”的攻击，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非常强大的个别官员几乎没有反击的力量。

为什么网民如此积极地参与反腐败斗争？一种基于政治参与的解释是，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部分地改变了传统公民仰望和服从政府的心态。借助新的技术平台来掩盖他们的身份，他们成为主人的能力得到了扩展，他们成为主人的愿望得到了增强。特别是在微博这样的大舞台上，实名制的社会精英可以轻易地煽动成千上万的“蒙面”人，有效地聚集所有阶层，在陌生人中形成一场孤独而团结的“家庭抗议”运动。

网民的大规模参与反映了普遍的社会情绪，对政府和人民、富人和穷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结构性差距的焦虑，以及对公平、正义、尊严和尊严的热情向往。在揭露黑幕和打击腐败的焦点话题中，旁观者会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自动分化，站在一边发表意见。无论案件最终是成功还是中途受挫，都可能进一步刺激他们反复起诉，因为在旁观者表达意见或谴责道德的行为中，参与者可以获得某种“突破”的快感。

“网民与腐败官员斗争”的故事不会自动产生好的结果。通过互联网改进和加强的民意表达机制可以在关注的同时关注传播和扩散，就像在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身体上安装多个信息传感器一样。人们的观点和情感不仅可以在大范围内跨越地理界限，还可以绕过等级障碍，通过关注事件或问题直接向更高层次施加压力。然而，一个基本的国情是，如果“腐败官员”最终被绳之以法，他们将不会死于人民的口水，而是死于政府的积极回应。将舆论压力转化为政府廉政行为的动力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它打破了官方的独家报道和对真相的解释权，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内幕和解读视角；第二，一旦某个具体事件被曝光，不仅民众不愿意轻易罢手，高级官员和纪检监察机构也不得不果断地挽救该体系的合法性；第三，从长远来看，政客和基层官员之间的价值冲突，以及官场内迫在眉睫的权力斗争，可能会瓦解潜在的“庇护联盟”,并为调查涉案人员赢得调解空的空间。

悲观主义者总是试图否认互联网的功效，嘲笑现实中的积极变化；乐观主义者喜欢夸大互联网的制约和监督功能，对政治传统和文化造成的限制视而不见。两种观点都有偏见。显然，互联网与廉政建设的关系越来越明显。然而，在这种关系中，廉政建设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可能并不取决于互联网的表达力度，而仍然取决于基础制度建设的诚意和努力。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是一种外部通信技术，而且还嵌入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帮助政府重塑行政流程，控制自由裁量权，加强服务监督，丰富治理手段。正如企业在市场中成长壮大一样，他们需要捕捉顾客的消费偏好，并尽力按需生产；如果政府要巩固政权的基石，就必须了解和回应人民的各种需求，实现良好的质量管理。过去，政府在收集零散的民意和自我监督时，成本过高，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极大地丢失和扭曲；现在，“互联网是离中南海最近的”，信息收集又快又便宜，技术也不带偏见。现有的互联网民意表达可能从一个跨越官僚机构的“网上请愿机制”演变为一个制度化的、正常的民意收集和分析平台；然而，事故引发的体育问责模式应回归法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