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名誉纠纷案坎坷经历：建筑工历时10年经历17审

本篇文章1845字，读完约5分钟

与惠普打官司十多年，彻底改变了邓景诚的命运。

2011年2月16日，邓敬诚忍不住哭了出来，并做出了民事判决(2011)第04246号)。

本案“邓敬诚诉中国惠普伪证诬陷名誉侵权案”已经持续了4年，而导致本案名誉侵权的惠普建设工程承包纠纷案也被曝光。工程纠纷诉讼持续了近10年，其间经历了17次审判、检察院抗议和4次再审。

源于建筑工程纠纷

《国家商报》在采访中了解到，邓景诚是北京陶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陶建)第十二团队的组长。1990年12月3日，北京陶建与中国惠普公司签订了室内装饰合同。根据合同，北京陶建负责海淀区长洼小区12号楼199单元的厨卫装修，工程总造价为20万元。

据邓敬诚回忆，当时的惠普公司党委副书记、行政部经理林书远在签约时告诉他，装修面积为3000平方米。当邓要求提供具体的施工图纸时，林书远说，由于时间限制，他没有做出所谓的施工图纸。

邓敬诚坦言，为了赢得合同，他相信了林书远的话。然而，邓景诚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经过具体施工后的核实，发现总工程量超过6000平方米。”邓景诚说道。

惠普表示，该项目总成本为20万元，由北京陶建承包。

《国家商报》注意到，惠普所谓的“包死”是指惠普宿舍楼装修合同中提到的“乙方承担本装修工程及材料的施工”；如果乙方施工期间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工程总造价不变。"

邓景诚不同意这一点。至于当时签署的合同细节是否真的如邓敬诚所说，国家商报打电话给惠普，截至发稿时，惠普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据邓说，他发现这个问题后，曾多次与林书远交涉。1991年4月15日，林书远与邓景成以工程洽商的形式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该建筑内装饰瓷砖及马赛克每平方米造价为53元，按实际施工金额结算为32万元。

《国家商报》注意到邓景诚提供的“项目谈判记录”下有林书远的签名。

项目谈判记录被指控作伪证

正是上述项目谈判记录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根据司法判决，惠普于1991年4月15日单方面向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申请鉴定项目谈判记录中“林书远”和“1991.4.15”的笔迹。结论是确认林书远的签名和日期是被别人模仿的。

1991年10月，惠普公司以北京陶建承接的室内装修工程质量问题、工期不合理延误和部分宿舍楼被占用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北京陶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作出终审判决。

然而，两年后的1999年6月2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上述判决提出抗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了该案，裁定撤销上述终审判决和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初步判决，发回重审。

同时，1998年3月2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介入下，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1991年4月15日邓景诚、林书远签署的《项目谈判记录》中林书远的签名进行了重新评估。经鉴定，谈判记录上的签名确实是林书远写的。

2001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惠普诉陶建公司建设工程承包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惠普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陶建的其他主张。惠普公司为北京陶瓷建设支付了超过11.4万元。

邓京再次起诉惠普侵犯名誉

邓景诚认为，在惠普与北京陶建的诉讼中，惠普指使鉴定人进行虚假鉴定，并无端指责他们作伪证，导致他们被拘留15天，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被陶建辞退，至今没有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失。

2007年10月，邓京起诉惠普侵犯其声誉。

据《国家商报》报道，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惠普辩称，惠普的诉讼意见只是在庭审过程中向主审法官提出的，并没有向外界传播。因此，惠普在诉讼过程中没有主观侵权过错，也没有惠普人员参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1998年委托的评估。

本院认为，前一判决对邓敬诚的处罚是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依职权决定的，不一定与惠普是否申请有关，而成声称惠普指使他人作伪证，证据不足。

邓敬诚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再审，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截至发稿时，该案已发回朝阳区重审。

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认为，根据该案多年的实际审理情况，本案的争议点在于惠普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如果惠普知道其员工林书远签字的事实，仍自行申请鉴定，并以其申请的鉴定结果证明伪证，可以推断惠普有主观过错，那么惠普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针对上述事实，惠普在书面答复中表示，惠普尊重法院的判决；由于此案仍在法庭审理中，惠普不会对正在审理的诉讼发表评论。